深度译文完整收藏｜父母无需靠压服养育孩子：代际合作初步指南（Arnina & Miki Kashtan，国际CNVC认证导师）
父母无需靠压服养育孩子
——代际合作初步指南
作者：Arnina & Miki Kashtan
（国际非暴力沟通中心认证培训师）
翻译：海燕
审校：刘轶
感谢本文译者海燕，NVC中文网开启了译者计划，
欢迎感兴趣通过翻译学习和成长的伙伴们联系我们！
父权式的养育
01
在我儿子3岁半时，他的祖父母来看望我们，并住在楼下的房间里。有一天大约早上8点，儿子开始拿一根棍子将楼上的地板敲得“砰砰”响。
我告诉他我担心敲打声会吵醒祖父母，我希望他们可以睡到自然醒，并且问他是否愿意停止敲打，或者改敲沙发。
他回答说：“虽然那不是我想做的，但是我愿意。”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想做？”
他说：“因为那又不会吵醒我！”
我又问：“那你为什么又愿意去做呢？”
他说：“因为我想体谅你。”然后他放下了棍子。
通常人们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时，会有怨恨或愤怒，但他没有。我感激他满足我对合作的需要，随后我们便继续完成早晨要做的事情。
很多次当我在工作坊里分享这个故事时，总有人会说：“那肯定是因为你儿子清楚，如果他不按照你说的做，你就会把他的棍子拿走。”
“不，”我会回答，“我不会把棍子拿走。事实上，我相信就是因为我的儿子知道我不会动手把棍子从他那里拿走，所以他才会愿意把它放下，尽管那本不是他想做的。”
—— 选自我们已故的妹妹Inbal Kashtan的作品集
Inbal Kashtan：非暴力沟通「养育领导力」项目创始人；
《从心养育：分享慈悲、连结与选择的礼物》作者
这个故事并不符合现行的儿童发展理论，但它确确实实发生了，并且它不是一个个例。
当父母和成人从服从、羞辱、对错思维转变为自由、爱、由衷和带着关怀的对话，孩子们就能并且会找到、并培养出自然又真诚的意愿来关心Ta人（包括成人和孩子）的福祉，而非仅仅只关心自己。没有“应该”、惩罚或奖励这些优先考虑父母需要和视角的东西；也没有放弃父母需要、视角或价值观的“纵容”，唯有对生命自然呈现和所有人都是有能力的信任，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对家庭中每个人都可行的解决办法。
我们的理解是，父权制源于与自我、Ta人、生命和自然的根本性分离。因而，父权制的复制便要求人们服从，这样一来每一代新人都会内化这种分离，然后在各个层面上继续执行父权制的生存方式。
为了中止父权制的复制，在所有层面上都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一个关键的部分是，让合作性养育转变为常态，而不是罕见的例外。若非如此，即使我们努力想办法，在更大范围内转变社会经济结构，每一代人都将不断承接着来自父权制的训练所施加给我们的巨大内在冲突和妥协，为了生存去内化基于支配关系的现实版本，并且不可避免地复制现有的关系和制度。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转变我们的养育方式，我们可能会在集体层面丧失爱的能力。
举例来说，即使是那些会致力于社会正义和平等的人们，也仍然从根本上认为孩子需要被告知Ta们该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不有针对性地改变养育的结构及其假设，养育则会持续无意识地建立在现有的父权规范基础上。尽管父权制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不同，但我们每个人都会从童年时代开始将父权制内化，父母双方都会将其传给下一代。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指出基于父权制的教养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这种抚养孩子的方式对我们生而为人的内在本质是有害的，以及在系统层面和个人层面，我们分别可以做些什么。我们的建议有些激进，但很实用。
父权制与育儿
02
随着父权制下的经济和环境的不可持续性不断展露，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的性质是一个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们是要继续集体性地走在这条自杀式的道路上，让它带着我们去目睹我们所爱的一切死去——也许是现在，或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或许是在孩子们的有生之年？ 还是，我们要设法找回和修复我们与所有生命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放弃我们控制自然的企图，并找到一种生活方式来避免或减轻最糟糕的灾难，趁一切还来得及？
我的父亲提高了嗓门：“不！！！”他说。再次的。
然后他看了我一眼。
我的父亲，我的保护者，我赖以生存的人，生气了。
我，一个充满恐惧的人类小孩，会怎样理解这件事呢？出生在人类世代所知的唯一范式就是“对/错”思维的世界，我很早就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间肯定有一个人错了。
“拥有选择”成了幻觉，就像童年时期无数个那样的时刻，也像人类历史上无数个那样的情景一样：
谁是“坏人”？
谁是（当然地）要付出代价的人？
像大多数父权制下的孩子一样，我把责任推到了自己身上。
——来自Arnina的故事
鉴于我们有了生命“一系列需要”，简单来说，将父权制作为规范的养育是对我们的需要和我们想要什么的一种攻击。Alice Miller称之为“育儿中隐藏的残酷”。 一代又一代的父权制运作所遗留给我们的是，我们已经遗忘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极端分化和对抗的时代）：信任才是我们的自然状态，而非恐惧和羞耻。正如Humberto Maturana提醒我们的：“从生物学上讲，信任是任何生命系统得以与媒介舒服和谐相处的自发存在方式。”
然而，经由长期的压服和羞辱所带来的持续创伤体验以及长期经历需要不被看到的生活，父权制养育破坏了信任。后者从现代人的生产过程及其对母子双方造成的影响那刻就开始了。 这些经历会造成两种巨大的后果。 第一种后果是： 人们更倾向于将接收到的信号理解为威胁并激活战斗/逃跑/冻僵的生存系统。 这种机制最初是为了让人们应对少量真正危险的情况进化而来的，它使Ta人看起来像敌人。由此而来的是，它把我们与Ta人分开，让我们只关心自己。在个体维度之外，至少在欧洲的版本里，父权制起源于一系列灾难。这意味着（人类）先失去对大自然的信任；接着，随着侵略的发生，又失去了对人类的信任。 我们一直没有机会从这种创伤中恢复过来。因为几千年来，父权制只在一味地加强对人类社会的控制，更多地渗透进入地球和我们的意识，以至于我们生活在战斗/逃跑/冻僵系统被半永久性地激活状态中，并且很有可能达到其完全激活的状态。 第二种后果是： 当羞耻或者持续否定孩子对爱和归属感的基本需要成为了父权制养育的日常一部分时，绝大多数人因而倾向于认为自己根本上是“错的”，并引导着我们隐藏那些“不受欢迎的”部分、停止“不受欢迎的”行为，以便重新获得团体的认可。通过压服和羞耻，父权制干扰（儿童）成长的核心方式之一是将两组关键需要分开并对立起来： 一组关于安全:包括信任、归属感和被看见等需要；另一组关于自由:包括自我表达、真相和存在感等需要。 父权制下的社会化所带来的悲剧是，这两组需要被对立了起来。 作为孩子，我们必须通过表现得“好”来赢得安全，而不是被自然而然地给予。其本质意味着全面服从和遵循成年人的想法和指示。这也意味着我们接收到了一条隐秘而又重大的讯息：安全和归属的代价是失去做我们自己的自由。 我们绝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一极其艰难的交易。说它艰难，是因为这两组需要都是生存所必需的。 为了能作为团体的一部分被看见和接纳（哪怕只是部分如此），我们放弃了很多的自己、我们真实的表达、我们的真相（它每时每刻都鲜活地在我们之内）。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和这些需要相关的生存依赖于其他人。 因而，我们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一直远远地渴望自由，或者找到隐藏的、有时甚至是破坏性的方式来拥有至少一部分自由。因为，即使是隐藏的自由对我们的生活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这是父权制的“成功”：我们变得顺从，我们与生命失去了连结。因为这是唯一的游戏规则，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将父权制的讯息内化并传递给我们自己的孩子，而不太可能挑战处于权威地位的某个人或整个父权制体系。 我们中的少部分人（在同样两极分化的情况下选择了自由的那些人）渐渐（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识到这种选择所带来的巨大代价：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不被看见。几乎没有人明确告诉过我们这可以是一种选择。这一方面是出于对年幼时的我们的关心，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我们的父母和老师（其内化的父权制）的忠诚。除了不知道可以选择自由而非归属，由于孩子的安全依赖于Ta人，只有少数人能做出这种艰难的选择就不足为奇了，那几乎等于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来换取自由。
Darcia Narvaez总结道：“在文化规范的影响下，我们照顾（儿童）的环境在人类物种历史上是一种反常现象，它系统性地造成了对儿童的‘照顾不足’，否认了Ta们进化性的需求。” 这影响了我们过上充实生活的能力，也影响了我们关怀Ta人的能力，以及，最终影响着我们关怀自己的孩子，即新一代的能力。 这与我们持续得到的研究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研究从欧洲早期对与土著、母系族群接触的描述开始，一直到19世纪Narvaez所说的“一种常见的亲社会人格，即包容、谦逊、平等和慷慨的。” 一言以蔽之：我们所受的教育迫使我们与他人竞争，争夺少数获得支配地位的机会（在大家都有机会得到的情况下），或者屈服于其他人的支配。 如何做到呢？ 通过把爱撤走或变得有条件，通过羞耻，通过创造艰难的抉择使我们的内在分裂、不断地在恐惧中挣扎，生怕自己隐秘的“错误”暴露出来。 在父权制的世界里，保持统治地位还需要把人与人按外部特征进行区分，从区分性别和年龄、延伸到阶级、种族和其他方面。正如Riane Eisler所说：“在亲子关系和两性关系中，这种支配和服从的传统是整个支配金字塔的基础。” 此外，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缺乏榜样或鼓舞，去哪怕只是想象一下有不同的可能性存在。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鼓起巨大的勇气，从一直以来的噩梦中醒来，培养一种全新的意识，并在家庭之内和之外与自我和他人建立充分的连结。 在这种悲剧性的处境中，甚至养育关系本身也发生了转变。Maturana和Verden Zoller指出：“养育本是生活中有机和核心的组成部分，父权制将其变成了实现未来设计的某种功能性工作，将儿童教育工具化……[它]把原本生活在相互接纳和相互信任中的母亲和孩子分离开来。” 在这一背景下，工业革命的产物——家庭与工作分离的社会结构——导致许多妇女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要么离开成人的生产性生活，在一个非社群的、被人为加强的二元关系中抚养子女； 或者加入劳动力市场，把孩子的养育转交给一个有偿育儿的交易性环境。
一代又一代，我们留给孩子们的爱越来越少，Ta们能传递给新一代的也越来越少。最终，我们将面临完全失去“与生俱来的爱”的风险。 Maturana 和Verden Zoller说：“爱正在从孩子们自发的世界中消失。” 随着人的自发性不再支持与生俱来的爱，爱的延续势必召唤着我们有意识的选择，这种选择建立在积极反思的基础上。 该是集体进行转变的时候了，父母是其中的关键一环。
重新整合：父母的疗愈与转化
03
可尽管困难重重，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超越自我。除了尽快找到一种方法为孩子们注入足够多的爱，使Ta们的生命更加完整，我们别无它法。Alice Miller本人的生活表明，做一个儿童的拥护者是不够的。从她的儿子有关母亲和养育他的描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Alice没能彻底地让自己从过往的经历中获得充分的解放，来支持以她所坚信的方式那样来养育儿子。 扭转父权式的养育带给孩子的影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重拾完整性并将两组需要三角形嫁接在起来，无论我们早年放弃的是哪一个。
如果我们曾经放弃了自由和真实，那么，这个过程意味着，为了能自由地选择、活出真实的自己，我们要再次冒着失去归属和安全保障的危险。 如果我们曾经放弃了安全保障和归属，那么，重拾完整意味着选择脆弱，并再一次敞开心扉，即使仍有可能要面对无法被充分地看见或被爱带来的失望，不再通过将自己的脆弱与Ta人隔离或隐藏起来的方式保护自己。
当我们完成了整合，我们的存在感不再依赖于被Ta人看到，我们的真相不再与归属相矛盾。即使我们表达了全部真实，依然能体验到信任，同时也有自由和安全保障。这种整合在个人层面上是对父权制的明确颠覆，并在根基上修复了我们得以看见Ta人的完整以及与Ta人既相互依存又彼此独立一起生活的能力。作为父权制世界中的个体，这可能是我们最得以接近天堂的方式。 如果我们有孩子，这也是我们抚养孩子的基础，在一个尽可能接近“爱的生物性”环境中有意识地选择和活出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和存在方式。
不过，要提醒一句：这个疗愈和整合的工作必然是持续终生的，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终点。
我们仍然深陷于现有的范式中，因而习惯于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指责、羞耻、害怕被评判、以及对或错的框架来理解生命与人。一旦在这样一个分离的世界中长大，唯有持续选择以及得到Ta人的无尽支持，方能维系我们想要克服分离与苦难的追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自己和Ta人的选择面前报之以温柔。
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当社群和系统层面未有根本性改变时，个人几乎不可能创造如此巨大的改变，包括维系改变的必要支持架构。在生活中，尤其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持续经历的压力、愤怒和无助并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更大的父权制、资本结构的影响，将我们与外部支持、内在的清明与坚定分离和隔绝开来。
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架构在系统层面的支持：建立关怀型社区、对父母和孩童友好、关注人的需要而不是利润、把决策权下放给社群、恢复公共资源以及随之而来的慷慨与关爱的流动，我们中只有极少数的个人或家庭能够做出这样深刻的转变。
在此之前，作为个体，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与Ta人合作改变状况，并做出个人层面的决定：就像我们梦想的世界已经存在一样去生活。
当我们开始迎接这一巨大挑战时，我们越是了解令我们备受挣扎的系统影响——它超越我们所意识到的个人和家庭现状，我们就越能为自己和Ta人带去慈悲。在此过程中，我们便能替换掉原有的来自于父权式教育的基本解释框架，让我们早已习惯的思维方式：
出了事情，谁应该被谴责，以及如何惩罚他们，我们以这样的思维来对待自己、孩子、或者世界领导人，都一样。
任何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需要，而需要是人类共通的，不分年龄、性别、种族、阶级或任何其他将我们分割开来的分类方式。
这是马歇尔.卢森堡博士的核心理念之一，他为世界贡献了非暴力沟通的核心原则和实践方法。当我们把这个理念应用到自己和Ta人身上，可以支持我们从“恐惧-羞耻-责备”的框架转向“爱-脆弱-好奇”的活法。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开启养育实践的转变，并有意识地选择将爱作为我们与孩子相处的方法，与此同时，也让我们自己在许许多重新倒向父权模式的时刻，特别是在有压力时，依然保持柔软。
为改变而养育：与孩子合作
04
我们一直追随已故的妹妹Inbal的脚步，看到我们作为一个从“爱的生物性”血统中产生的物种其存亡已然受到威胁，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她的行动号召。她知晓着，至少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某个地方，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去做几乎不可能的事——不按照父权制的规范养育孩子——为了让未来真正得以实现。
这是一个关键的方式，让我们可以为这一代的孩子提供支持，去发扬和保留新能力来活在爱之中。这意味着不亚于支持儿童拥有不服从的自由。 我们并没有幻想着仅凭此就能改变整个父权制的瘴气。正如我们在之前所指出的（希望我们已经说清楚），改变父权制需要在全球层面改变目前的父权资本主义制度。
尽管如此，当我们穿越眼前的“沙漠”，期待再次抵达水源，“绿洲”是关键。
系统和个体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不知道个人微小的努力会带来什么，哪些会被现有的系统重新吸收，以及哪些会影响更大的改变。只要我们依然是被困在“沙漠”中的个人或家庭，在独自迈向下一步之前，在前行的路上得到支持、抚慰和滋养是任何社会改变的图景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这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这些关心孩子的人们受到召唤要寻找一种方式，通过爱、信任、玩耍和持续的馈赠来为孩子们提供充足的自由和安全保障，让Ta们得到完整的成长。
若我们得以消除掉必须在两组核心需要之间进行权衡的巨大压力，也许我们的孩子们将不必像我们这么费劲才能继续走在爱的道路上。这也许意味着Ta们可以把这些传给自己的下一代，而不必像我们这一代的父母那样，在父权制度所带来的艰难内外条件下不得不做出英勇努力。
这就意味着：
我们必须完全以孩子们的需要为导向，同时也不放弃自己的需要； 在解决分歧时杜绝诉诸惩罚，包括内疚——这是某种形式的自我惩罚； 鼓励孩子们作出自己的选择和承担责任，而不是以关心Ta们的未来为名提出“应该”或表扬； 聆听孩子们的心声，认真对待Ta们的想法，尊重Ta们本来的样子以及Ta们想教给我们的东西； 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人身危险迫在眉睫时使用强制力； 和孩子们一起做决定，而不是替Ta们做决定，同时也充分表达我们自己的需要，持续开展（与我们的进化遗产保持一致性的）合作性对话。
如果这样做让人感到难以负荷，那是因为的确如此……这条路上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内在和外在的困难：
别人会常常提出反对； 机构将对我们刚刚起步的努力进行反击； 我们内在的力量会动摇，除了持续不断地进行实践，我们还需要在内心下定决心。
这就是为什么支持架构对父母是如此重要，而这在目前几乎是空缺的。下面，我们将介绍一些能够在实现这个重大转变过程中支持父母们的一些关键练习。这只是一个框架，是关于这条道路的概念性地图，而非完整的实操蓝图——这是我们希望在下一本书中想要创建的内容。
支持父母的关键练习&进化图景
05
5个关键练习
1、自我同理倾听
压力时刻、父权制的遗产以及支持性架构的缺乏都会使合作式养育充满挑战。
要尽可能地花些时间，当没有与孩子在一起时，与你自己的需要和意图进行连结，让自己记得你为什么要走上这条艰难的道路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困难：不是你所做的事情让育儿变得困难，而是系统层面的挑战。
2、同理倾听Ta人
每当与孩子相处遇到挑战时，要记得孩子们有Ta们自己的需要、打算、希望和观点，并且独立于你。无论你是否能够或愿意如Ta们想要的来做，要尝试从Ta们的角度来理解Ta们的需要，这样做本身就是一种深深的爱。即使你有不同意见，也要用语言和肢体动作来告诉孩子你理解Ta们。
小贴士：当你越多地在表达中猜测Ta们所体验的是什么，并用问句来结束你的表达，你就越能与孩子建立亲密和信任，从而减少冲突。
3、透明度和边界
尽一切努力把你自己的需要包括进来，表达给孩子让Ta们也知道，尤其是发生冲突的时候。
这样一来，你不是通过对孩子们说“事情应该是怎样的”、“Ta们要怎么做”或者控制结果的方式来强加你认为的界限，而是通过说出自己的需要来创造自然的界限。这样，孩子们将会自然而然地学习到其Ta人的需要，而不是在Ta们自己还没有被理解的情况下，就被告知这一点并期望他们采取对应的行动。
如此，Ta们才能拥有自由来发现自身的慷慨和关怀之心，从而自发地学习如何关照Ta人的需要，而不是挣扎地吸收那些从根本上来说源自父权式权威的规则。
4、制定决策
许多家长在要与孩子合作处理事无巨细的日常决定中特别挣扎。个中的挑战来自多个方面，包括对孩子能做出明智决定的能力缺乏信任、现代生活不可避免的时间紧迫感、以及试图掌控结果的习惯（这在父权制中是很普遍的）。特别的，要想彻底实现非父权式养育，改变掌控的习惯是疗愈和转化的核心。
通过练习，你会学习到，当人们将需要明确表达出来，每个人、包括幼儿，都有能力做到关照每个人的需要。虽然你常常会是那个提出创造性问题解决方案的人，但事情并不总是这样：当Inbal的儿子只有两岁时，大约四分之一的时间里，他都能提出解决方案满足每个人的需要。
5、陪伴
正如我们一样，你的孩子也将生活在一个父权制的世界。我们无法保护Ta们完全免受这个世界对孩子造成的创伤以及对其尊严和自主权的侵犯。然而，我们可以让Ta们少一些独自面对这些挑战的机会，这样做便已经在带来改变。
这里的主要障碍是，人们习惯于无意识地、毫无保留地认同成人的权威，而不是孩子正在遭受的痛苦。以孩子们的体验和视角为准，而非任何权威的，是一种让孩子们免受服从危害的方法。
当我们支持孩子们渡过这些难关时，我们也就能脱离自己对父权系统的认同。这样，我们可以给到Ta们一种方式，让Ta们从选择中与父权秩序建立联系、而非伴随服从而来的恐惧和内在断裂。
在我们的支持下，Ta们会内化的心理弹性、自我信任和关爱之心或许会帮助Ta们记得，尽管作为个体Ta们无法改变更大的社会秩序，但Ta们可以根据自己内心深处的价值观，选择何时遵循规范，何时挺身而出不畏规范，甚至会做得比我们更好。
进化图景
如前所述，这样的养育方式是罕见的、也是困难的。尽管如此，说说它能带来的可能性对我们至关重要—— 当我们能把这样的养育带给孩子们，Ta们在（两组核心）需要面前就会少一些对立。Ta们也无须肩负重新整合需要的任务，因为Ta们的需要就是整合的。一个在爱中长大、很少或没有受过惩罚的人，显然会更愿意选择不服从——在一个以支配为基础的世界里，这是采取关爱行动所必须具备的特征。 也许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将能够养育“不听话”、不认同羞耻的孩子看作是一种荣誉的象征。当我们能完全超越已有的“好”孩子概念或者习惯于认为我们应该掌控孩子，这一切就会发生。我们渴望看到这样一个世界：
成年人能坚定地维护孩子的自由、智慧和权力，社区以及与连结孩子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其它追寻。 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支持和见证此番意识的转变，本身就可能成为付出巨大努力去这样养育孩子的主要动力。 要想更快地去到那里，意味着我们要用足够的爱包围自己，重拾自己充满爱的本性。这还意味着我们要有意识地寻找其Ta人共同建立社区，将抚养孩子的任务放回到社区的环境中，如此，爱得以散播开来并且加速增长。 我们也可以在这样的社区里去试验，恢复对自然的敬畏关系、重启信任丰盛的流动、并同时恢复自古以来就支持着我们的礼物精神。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哪怕是部分成功；如果我们成功地避免了全球变暖的最严重后果，那么，我们的孩子们就能比我们更自由地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也许Ta们的孩子会实现这样的景象：
于无尽的生命之星中，它们以各异的形态对应着完整、独特、充分发展、不一定是对称的人，在一个浩瀚无垠的生命圆圈之内，所有的存有都在其中有自己的空间，人类走到一起。 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成进化生物学家Elisabet Sahtouris所描述的物种历程： 一个接一个的物种，从最古老的细菌到我们，走完这样一个成熟的周期：从个体化、激烈竞争到成熟合作、和平地相互依存。
编者注: 国际非暴力沟通中心认证培训师&湾区非暴力创始人Ingrid Kashtan，于2006年开创了非暴力沟通在养育领域中专业与深度的一年制国际培训项目“养育领导力”。之后该项目在2007年由培训师Ingrid Bauer和Stephanie Bachmann Mattei两位老师接棒、并通过她们的努力以及视角不断丰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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